我们在上一章中所关注的问题——本性、意愿、理性、行动——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内省为指引的心学，它的核心在于如何使行为符合道德和理性，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章则越过这样一种主体的、心理的视角，来谈论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什么叫做“世界公民”（Cosmopolitanism）。世界公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斯多葛主义的概念，它最早由芝诺在《国家篇》中提出，描述了一个无国界、人们完全生活在和谐与平等中的世界，但由于该部著作已佚失，我们只能从其他哲学家的转述中了解它，如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这一观念对于当时以城邦为基本单元的古希腊的政治生活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比如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理想国的涉外关系主要是由城邦中的武士阶级来处理的，我们便能管窥这一关系在柏拉图的构想中是多么的剑拔弩张。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对城邦政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述。他认为，一个城邦（polis）是好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城邦是政治生活的自然形式，每个城邦都旨在实现公共利益，并促进其公民的美德和福祉。在他看来，每个城邦都具有自己的法律、习俗和治理结构，这些都是根据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形成的，因此，他反对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单一政体的想法，认为这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认为，实现良好的政治生活需要适应具体情境的多样性，一个普遍适用的政治系统是不现实的。因此，于此相应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公民应当直接参与其所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他们的美德和积极参与是城邦繁荣的关键。在他看来，一个人作为某个特定社区的成员，其身份和责任与这个社区紧密相关，而非作为一个普遍、抽象意义上的公民。在今天的政治学谱系中的社群主义的基本政治理念便是沿袭自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学说。
可以说，世界公民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各自为政的城邦政治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并经由近两千年之后的启蒙运动重新发扬光大，成为启蒙所发展出的普遍历史观念的终点。如康德在他1784年的论文《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所讨论的，人类历史可以被视作自然的隐秘计划的实施，在其中，人超出其机械地安排的动物性的一切，而通过自己的理性为自己带来幸福和完善，最终抵达普遍的公民宪政。也正是在这里这一思想史脉络里，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他著名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但如今，连福山本人都不再是福山主义者了。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但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爱比克泰德关于世界公民这一理念的论述非常明显地与这一体现在现代性里的启蒙-普遍主义话语截然不同。虽然理性同样是成为世界公民的必要条件，但斯多葛主义始终把理性的观念和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把人视作神的后裔。如果说，一方面，在康德哲学里面，由宗教与上帝的概念所组织起来的教会作为道德的外在保证为普遍历史保驾护航，信仰让位于理性，而在另一方面，在基督教中，神被设置在一个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位置，而我们经由信仰，通过超越、启示、救赎这些观念与神产生联系，那么斯多葛主义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神的观念：神内在于这一历史进程，是理性的原则本身，而他就体现在我们对于理性的使用中。通过使用理性，我们和神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作为神的后裔摒弃自己身上的偶性，作为世界公民生活在世界上。
第九章
既然我们跟神有亲缘关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哲学家们说过的人与神有血缘关系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除了按照苏格拉底所说的如下做法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假如有人问你是哪国人，你千万不要回答说，你是雅典人，或者说你是科林斯人，你应该说，你是个世界公民？因为，你为什么要说你是个雅典人呢？你为什么不说你是你这副可怜的躯壳所投生到的那个小角落里的人呢？你把自己说成是雅典人或者是科林斯人，很明显，难道不是因为这两个地名更具有权威感，而且它们不仅包括了你出生的那个小地方，包括了你的全家人，甚至还包括了你的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吗？对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当他审视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时候，如果他发现，人类最伟大的、最崇高的、最广阔的共同体就是由人和神组成的共同体，是神撒下种子，造就了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造就了地球产生出来的所有生物，尤其是造就了地球上的理性生物——因为只有这些理性生物的自然本性才使他们得以与神交流，而且通过理性与神结合成为一体。——如果他理解所有的这一切，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自己叫做世界公民？他为什么不把自己叫做神的儿？他为什么还要因为在人中间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恐惧呢？跟皇帝或者某位罗马的权贵有亲戚关系，难道就能让他过得很安全，不受人蔑视，而且没有任何担心和恐惧吗？有神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监护人，难道这还不足以使我们永无悲伤、永无担忧吗？
我们先前已然简单地提到过古希腊不同版本的神的概念，和其背后激流涌动的思想史脉络间的冲突。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各个城邦有自己的主神，如雅典的主神是雅典娜，斯巴达的主神是阿瑞斯，德尔菲的主神是阿波罗等等，而在古罗马的朴素的民间信仰是以家神为核心，这与中国民间的信仰很相似，如拉尔（Lar）是古罗马的灶神的名字，类似于中国的灶王爷，佩纳特斯（Penates）主管家庭的食物供应，管辖的范围和中国的土地公有重合之处。可想而知，这样的神的观念中里很难产生出世界公民的观念，因为一但我们承认神的地域性与相对性，我们就必然要面对他人很有可能在信仰完全不同的神的问题。在这种多神论信仰中，对异邦还相对宽容，如中国民间宗教所最终呈现的大杂烩的状态，但在一神论的启示宗教里可不见得如此了。异邦的问题对与这些宗教极为复杂，当然，并不是说一神论一定导向宗教战争，比如说，倡导宗教宽容原则的圣方济各，还有伊斯兰教历史上的萨拉丁，但这样的形象在一神教的历史中是绝对的少数派。在历史上有相当数量的纷争源自于不同版本的一神教之间的冲突，甚至包括今天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所发生的战事。这些一神论的不同版本，哪怕是基督教，它在神学层面上已经具有了普遍主义的形式，历史都告诉我们它们与人类抵达永久和平的最终目标相距甚远。
也正是通过这些比较，我们才能够理解斯多葛主义的极其朴素的神的观念能够与世界公民的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神作为理性的来源是内在的而非超越的，因而不需要任何外部的中介（如教会，或政教合一的国家）来保证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并同时取消了强制性和排他性。神并不保障理性得以贯彻，而仅仅是理性在追溯自身的起源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因而同时是理性的原因和结果，普遍地以潜在地方式存在于一切具有理性的潜能的生物之中。由此，神，理性，便与世界城邦的观念内在地相关联在一起。此后的大量论述与我们之前读到的稍有重复的地方，我们就仅在最后做一个小结。
可是，有人会说，“假如我一无所有，我去哪里能找到饭吃呢?”
那么，请问，奴隶以及逃亡的人，当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主人，又该依靠什么生存呢？难道是依靠他的土地、奴仆和银器生活的吗？不，他们只会依靠自己，而且他们永远不会没有饭吃。同样，如果我们的哲学家旅居异乡，难道他应该完全依靠别人而不是自已来照顾自己吗？如果这样的话，他不就比非理性的动物还要低残了吗？因为就连动物都是自足的，它们总会找到自己的食物，总会遵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上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活。
我想，我年纪比你们都大，根本没有必要坐在这里想方设法地教导你们，企图防止你们过分地贱视自己，或者尽力防止你们在跟人辩论的时候把自己放到一种卑鄙低贱的位置上。不，相反，我应该尽力确保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他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子，而我们却受着这样的桎梏的束缚，我是说，我们还束缚于我们的肉体、财产，以及我们的肉体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条件，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打算抛弃这一切，去见自己的那位生父，好像这些都是让人痛苦和无法忍受的无用的负担一样。
所以，你的老师，你的教练，如果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和教练的话，他就应该这样做：当你来到你的老师的面前，说:“爱比克泰德，我们实在受不了让自己受制于我们这个可怜的肉体，我们必须给它吃的、喝的，让它休息，清洁它，或者为了它而不得不跟这样或那样的人打交道。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难道不都是无所谓的事吗？难道死亡不是根本不算是恶事吗？何况，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子，并且都来自于他吗？请允许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摆脱这些令我们堕落的羁绊吧。我们中间有强盗、有恶贼、有法庭，还有所谓的暴君，他们因为我们有肉体、有财产，所以就认为他们可以控制我们，请让我们离开这个尘世，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控制不了任何人。”
对于这样的质问，我会回答说：“朋友，请你等候神的召唤吧。当他发出信号，要免除你的义务的时候，你再离开去见他吧。不过目前，请你暂时在这个地方忍耐一下吧，神派你到哪儿你就在哪儿暂时生活吧。我们在尘世间的生活毕竟是短暂的， 对于有你这种认识的人来说，时光更是容易流逝的。因为，既然肉体和一切财产对我们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那么，对于暴君、恶贼、法庭，等等，我们又有何惧？等着吧，不要违反理性地离去。”
这就是作为老师应该教导那些禀性优良的学生们时说的话。可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们的老师只是一副没有生命的躯体，你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没有生命的躯体。今天刚吃饱，你就坐下来又为明天哭泣，担心明天衣食无着。奴才啊，如果有，你就吃；如果没有，你就撒手而去。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你为什么要悲泣？你又有什么可哭泣的呢？我们什么要溜须拍马？我们为什么还要互相妒火中烧？对有钱有势的人，尤其是那些可能是势高权重、脾气暴躁的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垂涎三尺，心怀艳羡呢？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呢？凡他们权势所及者，我们都毫不在意；凡我们关心在意者，又非他们的权势所能及。请问，有这种精神的人，还会屈从于谁？
面对这些问题，苏格拉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个确信自己是跟众神有亲缘关系的人应该是什么态度，苏格拉底就会是什么态度。“如果你们对我说，”苏格拉底对审判他的法官们说，“‘我们将宣判你无罪，但条件是，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人们谈话，也不能再干扰我们的年轻人和老人们。’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么想简直太可笑了。如果我们的指挥官把某项任务交给我们，那么，我们会遵守命令，坚守岗位；而且，纵使死上一千次，我们也会下定决心，绝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职责。可是，假如是神安排我到某个岗位，安排我一生的生活，那么，难道我不更应该坚守岗位，永不放弃吗?’”苏格拉底能够说出这些话，这才像是一个与众神有亲缘关系的人。但是，当我们自己考虑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只是一只胃、一根肠子或者是生殖器。我们心怀恐惧，充满欲望；对于能够帮助我们满足欲望的人，我们要么谄媚附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要么志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曾经有人求我替他往罗马写封信。按照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看法，他算是个很不幸的人。以前，他也曾经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可是，后来，什么都没有了。他现在就住在这里我于是替他写了封信，语气非常低三下四。可是，他读了以后，把信还给我，说，“我本来是求你帮忙的，而不是求你可怜的。我可没那么惨。”
同样，鲁福斯经常试探我说，“你的主人要这样对待你。”我回答道：“人的命正该如此。”“那么，”他又说，“既然我能从你的手里得到我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去求你的主人呢？”确实，如果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事，我们为什么偏偏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它呢？这太傻了。同样，既然我自己就可以得到高尚的品格，我为什么还要向你求土地、求金钱、求官职呢？我是绝不会这么做的。而对于我自己来说真正的财产，我绝不会茫然无知的。可是，假如有的人精神怯懦低贱，我们可以为他做的，除了像替一具死尸写封信之外，还能够干什么呢?“请赐给我们某某人的肉体和血吧。”是啊，这种人除了一具肉体和一腔鲜血以外，还有什么呢？如果他还有一点什么别的东西的话，他就不会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会因为别人而生活不幸的。
可以说，比起一种政治体制论，爱比克泰德的世界公民更接近他的道德哲学的延伸，是他的作为合理性的来源的理念神论的一种应用，即只要人遵循普遍的理性和道德法则行事，那么他也就必然是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学生，古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延续了爱比克泰德的理念，在第四卷中他写道：“如果理智是我们共有的，那么使我们成为有理性之物的那种理性也是共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指导我们何事该为或何事不该为之理性也是共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法律也是共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都是城邦的公民；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分享某种社会权利；如果是这样，宇宙就有如一个城邦。”
当然，这样一个理想的模型和我们的直观的经验现实之间是有着巨大的落差的，因为理性在主体之中仅仅是作为一种潜能。上帝赋予了我们使用理性的能力，但是并没有传授给我们使用理性的方法，因而我们需要文化与教养这些后天的要素来帮助使其现实化，但在这一方面，斯多葛主义的论述是非常薄弱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比较第十四章《神监视着一切》中的这一段：
神在每个人的身边都安排了一个精灵做他的监护神。 神让它照料着我们每个人。它从不睡觉，谁也永远欺骗不了它。有谁会比神安排的这个监护神更认真、更专心呢？所以，当你关上门，屋子里漆黑一片的时候，记住，永远不要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不你不是一个人。神在，你的精灵也在。难道他们还会需要什么光线才能看清你在干什么吗？士兵是怎样向皇帝宣誓效忠的，你就应该怎样向这样的神宣誓效忠。士兵们是花钱雇来向皇帝宣誓效忠、并要视皇帝的安全高于一切的；而你，神赐予你这么多东西，他如此垂青你，难道你不应该向他宣誓效忠吗？假如你宣了誓，难道你不应该遵守你的誓言吗？可是我们应该向神宣什么样的誓呢？永不违背；绝不怨天尤人；神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永不抱怨；凡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只要是我必须做的，我就会很乐意地去做什么；只要是我必须忍受的，我就会很乐意地去忍受。士兵们向皇帝发的誓言能跟我们这样的誓言相提并论吗？士兵们宣誓，他们把皇帝看得高于一切；我们向神宣誓，我们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
守护神（daimon）的观念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流行的一种朴素理性神学的一部分，即认为每个人出生时都伴有自己的守护神，它是其独特性中所分有的理性和良知的象征。从根本上讲，这一观念与我们先前读到的朴素的神学观念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与神的关系就是与自我的关系，而在普遍的与自我中的理性的潜在性关系中，人人都是世界公民。然而，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一模型并不解决现实世界中诸多的问题，或者说，它本身就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具体的问题而被构想出来的，因为对于斯多葛主义者们来说，那些事情是在自己的权能之外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看似极端的个人主义从其内部衍生出德行、责任与义务、还有为人类普遍的福祉的努力。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第六章第44节写道：“凡符合一个人的结构和天性的都是对他有益的，而我的天性是理性的和社会性的。对于我作为安托尼努斯来说，城邦和祖国便是罗马，而对于我作为一个人来说，则是宇宙。因此，只有对这些城邦是有益的对于我才会是好的”（王焕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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